姜顺德一家的悲剧是从姜顺德来到韩国的第十个年头开始的。那一年，朴明德成为了韩国的总统，并雄心勃勃地宣布了他的改造计划。朴明德总统和他的专家们认为，韩国在21世纪的前十几年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其根源在于对市场的过多管制。只要全方位地减少对企业的限制，采取诸如减税等手段，就能让市场恢复活力，进而带动韩国的经济继续增长。这位总统的奇思妙想极大程度地改变了韩国，使得韩国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中午12点16分左右，驱车赶到那家公司现今办公地点的麦克尼尔，从一名形迹可疑的雇员身上拿到了装满复印件的文件袋，并匆忙地跑回轿车内，和自己的同伴们翻阅着这些记录着时代变迁的重要档案。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麦克尼尔的脸色变得发青，“这样说来，韩国人打算把朴明德送进监狱，也就顺理成章了。他所谓的减少管制，实质上变成了没有管制，也就是真正的无法无天。”
鉴定书和处理意见上的签名预示着姜顺德的父亲遇到了怎样可怕的结局。在一起工地事故中，姜顺德的父亲遇难，而公司认为其家属没有任何理由索要赔偿。受雇于企业的律师从法律中寻章摘句地进行解释，大言不惭地声称工伤是由员工自己的疏忽造成，和企业完全无关。得不到任何赔偿的姜家从勉强维持生活的边缘掉落，成了不折不扣的贫民群体。没过多久，姜顺德的母亲选择了自杀。
“……你跟我说过，那天你在半路上遇到了准备摘取器官的人体器官贩子。”伯顿紧紧地攥着这些显现出了褶皱的复印件，“他们把理念理解错了。这些东亚地区的做题专家和书呆子根本读不懂什么叫自由……”
“其实我们的理解也有各种偏差……”麦克尼尔咳嗽了一声。
“确实如此，但我是说他们甚至不懂怎么掌握平衡。”
有愿意为强权效忠的律师，有为了博取功名而不惜为罪大恶极的罪犯申请无罪辩护的律师，自然也会有愿意扞卫正义的律师，哪怕他们寄予厚望的理念可能只是空中楼阁。工伤和雇主无关这种荒唐的逻辑引起了律师行业中的大地震，挺身而出反驳这一歪理邪说的律师中，就包括如今的国会议员金京荣，还有他的业界前辈（同样身为国会议员）梁振万。
“那家律师事务所现在还在经营，只是和他们两人已经无关了。”伯顿提醒麦克尼尔。
“无妨，我们去拜访一下。”麦克尼尔做出了决定，“姜顺德的案子必须以一种参与此事的各方都能接受的结局告终，这是我们绕不过的考验。”
麦克尼尔低估了那件事的影响力，梁律师的英勇在法律人士中成为了传说。纵使他可能希望借此为从政获取更多的名望，面对财大气粗的企业终究是一项挑战，更不必说他们的对手是身经百战的同行而不是只会拿钱办事的业余人士。来到律师事务所并伪装成热心记者的麦克尼尔探听到了一些有趣的传闻，那可能是导致梁振万最终大获全胜的根本原因。从一开始，梁振万就没有打算直接从法律上打败对方，而是将突破口放在了一个虽然不合理但看似符合常识的概念上，即工伤是雇员自己造成的。案子前后拖延了半年，直到2014年初，梁振万的对手才发现他们的敌人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狡猾。为梁振万前后奔走的金京荣联络了大量其他领域的学者，并公开发表论文证明即便雇员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相关安全规定，工伤也总有一定概率发生，更不必说许多雇主长期增加工作强度并迫使雇员带病工作了。场外干扰因素使得舆论出现逆转，紧接着又有记者爆出这家企业的社长涉嫌经济犯罪。2014年3月17日，连抚恤金都不想支付却能在赌场一掷千金的赵宗赞社长跳楼自杀，他的继任者被迫赔偿了姜顺德一大笔钱。
“梁振万简直是姜顺德的恩人哪。”离开律师事务所后，还沉浸在那种勇者和恶龙搏斗的幻觉中的米拉依旧难以自拔，“没有梁振万和金京荣的努力，姜顺德的人生早在十年前就结束了。”
“这就是事件变得棘手的另一个原因：姜顺德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到这两名国会议员还有他们代表的反对派。”麦克尼尔并不看好弹劾的前景，“他们做律师时，可以不顾一切地向对手发起进攻，而现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污点——哪怕是编造的——也会让他们的行动受到阻碍。”
伯顿则略带讥讽地说，东亚地区的居民哪怕口头说着自己不在乎出身，依旧会在潜意识中用出身判断一切。姜顺德和他的父母是脱北者，这成为了原罪，以至于为他打官司的律师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梁振万更是曾经被指责通敌。比起正义是否得到伸张，有些人更在乎的是谁的正义得到了伸张、正义在什么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他们逃出了一个用出身决定人生的地方，来到了另一个用出身判断价值的地方。”伯顿引用了黑格尔的观点来评判他眼中的东亚地区，“只是历史的循环罢了，永远没有新鲜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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