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一系将领与安西一系将领之间也算熟悉，而大多数时候北庭节度是由安西节度使兼任的。从政治及战略重心方面来讲，安西节度使也要比北庭节度使级别高一些，就像河西节度使要比安西节度使级别高一样。
这中间虽然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但约定俗成的惯例不可轻视，虽然大家都是同级。但在众人眼里，安西节度使调任河西便是升官，反之则是降级。
这就是李嗣业只能做北庭节度使的原因，他的战功不及负责指挥战役的高仙芝，就算有杨家的帮扶和献上曳步舞的加持，也只能做到北庭主官的程度。当然献舞这个事情还不能外传，不然就会让他人诟病靠跳舞上位。
周逸和臧希晏不清楚他获取北庭节度使的途径，只知道一场远征小勃律的战争产生了两个节度使。对于这场战争的艰难和重大意义他们不敢怀疑。
但是通常一场战争中只有指挥官的功劳足够升迁节度使，有谁听说过副指挥和部属能升任到和总指挥同级别的？除非他在战役中起到了决定胜败的作用，或者与主将的功勋相当，否则这对主将和其他将领来说就很不公平。
两人都不敢看轻这位新来的节度使，跟高仙芝一起升起来的人，怎么着都有两把刷子。
李嗣业刚上任就巡视军队和城防，而不是钻进节度使府邸体验享受当官的滋味。他在巡视过程中发现了北庭军的诸多问题，首先是军饷的数额，瀚海军基层兵卒的饷钱明显低于安西军的基层水准，以至于兵卒们经常开小差或干私活。
这种情况在守捉城中尤其严重，北庭军下辖十个守捉城，军饷的缺少催生了新的职业，守捉郎是对于跑出去接私活的兵卒们的雅称。他们给商队充当保镖刀客，越过准噶尔盆地去偷游牧部落的羊和马回来卖，敢做这种事情的人通常艺高人胆大。
守捉郎常年出外做生意，致使守捉城内的兵力通常只有满员的一半。李嗣业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根治，但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提出严查。想要阻止守捉郎们私自外出，必须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北庭都护府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只有提高了他们的饷钱，兵卒们才能安下心来驻守。
再说守捉郎也不是人人能当的，能跑出去押镖、打劫、偷羊的，都是北庭军中能打能跑的百战悍卒。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知道北庭三军军饷的来源，他在都护府仓曹府库中查阅了收入和支出的账册。问题不算太大，这中间肯定有挪用亏空，但还没有到大动干戈撕破脸皮的地步。
兵卒们依靠军屯农田来解决粮草，兵卒们的饷钱也半数靠发放谷物代替。兵卒们若想要换钱，还得要把家中的小米和小麦拿出来卖。瀚海军屯田的规模远胜龟兹军，但经济水平上要差龟兹军半截。安西军基层的兵卒多数都有私马，北庭军基层却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也从侧面说明了北庭经济的贫困。
丝绸之路的商道有一路从北庭境内通过，沿着天山北麓通过碎叶前往大食，在商道路途上弱于安西。但其境内高昌盛产葡萄，伊州和西洲还盛产甜瓜，这些都是安西四镇不具备的。就算是在日后，原轮台故地也逐渐发展为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也充分说明了此地的资源充沛及地缘优势。
李嗣业简要分析了一下，北庭之所以经济条件不如安西，就是因为征税的方式不科学。安西四镇的收入主要靠商税和屯田，屯田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于四镇以及沿途驿站的货仓商税。北庭的情况与安西完全不同，却照搬安西的收税办法，当然水土不服。北庭的商税收入主要来自庭州城，高昌，伊吾城的城门税，但这三座城池相距并不算远，顶多是三两个驿的距离。商队为了减少开支，也尽量只通过一座城，甚至不通过城池或利用本地人来逃脱交税。
这当然不能怪历届北庭都护府，只怪大唐的赋税条文中根本没有商税这一项，也没有汉代被政府垄断收入的盐铁专营。就连广袤的中原地区，也只有大城市中由政府开辟的东西市收取一定的市税，除此之外一切商业活动都不征税。所以唐初期富可敌国的商人居多，如王元宝窦义之类不枚胜举。
故庭州西洲伊州地广人稀，租庸调不足以供养北庭都护府政府和军队，城门商税又收得少，导致看上去欣欣向荣的北庭都护府却显得很穷。
李嗣业认为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但也不急于这么一时，他要先到安西一趟，把自己的班底和家眷安排好接过来。
当他来到庭州上任十天后，回乡省亲葬父的北庭副都护郭子仪也回到了庭州，这让李嗣业充满了饱含虚荣的惊喜。郭子仪现在竟然是自己的下属，本来还认为升迁太慢低于高仙芝，太给穿越者丢脸，但现在感觉也不是那么憋屈了。
郭子仪来到都护府后院的正堂中，向新来的节度使报道，亲兵燕小四领着人在堂外值守，见到来人后上前拦问，郭子仪落落大方地抱了个拳：“属下郭子仪求见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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