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年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是南宋军队的主要将帅，他自北宋宣和年间从军一直到南宋，屡立战功，其职位就是赵匡胤当年在后周担任的那个职务，地位显赫。
有一天，杨存中突然将平时最喜欢的一个秘书“怒而逐之”，那位秘书“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辞去”。临别之时，杨存中赏赐了他不少钱，并说道：“无事莫来见我。”这位秘书“悟其意”，收泪而别。此后，这位秘书的儿子进入到御史台当书吏。
有一天，秘书之子听到御史们正在讨论如何弹劾杨存中侵吞军中十余万“粪钱”问题，便回家告知了父亲。老秘书不敢怠慢，匆忙“奔告”杨存中。杨存中听后大为惊惧，急忙向皇帝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椿管某处，惟朝廷所用。”过了几天，御史的检举状果然送呈皇帝，宋高宗拿出杨存中的奏折表示已经知道此事。
于是，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
史料中所言“粪钱”，乃是此案之关键词。古时军队驻扎或行进途中，数万、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军人和战马以及运军需粮草的骡、驴、牛等拉屎撒尿的粪便，处置起来是个很麻烦的事，不仅很不卫生，而且弄不好会引起病疫。
所以，当时的军队就将人畜粪便卖给当地老百姓。这样，一可用于肥田，二可保持军营卫生，三可增加收入。这些所得收入，就称之为“粪钱”，多用于贴补军队“公用”。
别小瞧了这些卖粪钱，其中可是大有“油水”可捞的。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宋朝京师流传有两句俗语：“三班吃香，群牧吃粪”。所谓“吃香”，指捞取香火钱。北宋时，主管供奉宫、殿直宫等武官三班升移酬赏事务的三班院，年年要搞一次集资活动，名义上是乾元节请寺僧进香，祝皇帝“圣寿”，要开销“香钱”。
其实，进香用不了那么多钱，余下的钱都打进了三班院的机关伙食里。与此相对应的是，主管国家畜牧场事务的群牧司则有向下属单位抽取出售畜肥的“粪钱”收入，“以充公用”。可见，想捞取小油水以肥“小金库”，办法总是有的。
就拿这个杨存中来说，他在军中殿帅位子上一坐二十多年，带的兵多，去的地方也多，“粪钱”累积起来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竟有十余万之多！
但是，他带兵多年却从来没有报告过“粪钱”哪里去了？照杨殿帅说法，是“椿管某处，惟朝廷所用”，只是为朝廷代管而已。其实，内行人都知道，这一笔“粪钱”全进了他个人保管的“小金库”里，况且卖粪所得又从来不列入财政收入，如何使用还不是由他说了算！
说起来，杨殿帅卖粪贪钱并非宋朝军队的个案，倒是当时军队公开的一项经营活动。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登台执政，开始变法，整饬财政。一是裁撤军队，节省浮费；二是按每户产业情况均平赋税。这次变法的各种改革措施，尽管没有多久被废除，但自此以后，军事性屯田和军队赢利性经营却红红火火开展起来。
北宋时，军事屯田规模较小，但到南宋时期已有很大发展，绍兴二年（1131年），朝廷派屯田郎中樊宾等建营田司，对江淮地区军事性质的营田加以筹画，于是其他各地一哄而起，大江南北形成了一股营田热。
据《文献通考·田赋考》记载，当时荆南府的营田较为显着，“其后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随后，德安、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也建立了屯田。陈规将逃户绝户的荒田分别给军士和民户耕垦，“凡军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险隘，立为堡寨，其弓兵等，半为防御，半为耕种，如遇农时，则就田作，有警则充军用；凡耕作，则必少增钱粮，秋收给斛斗犒赏，依锄田客户则例，余并入官”。
南宋时大江南北诸军纷纷兴置屯田，军事屯田规模逐渐扩大，但由于管理不善，效益很差，很多地方收不抵支。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淮东的营田和滁州的屯田，占官兵1512人，所收粮食折价9万余贯，而官兵岁支则计钱20.68万贯，“委实虚占本费”。
同时，为减少国家财政中的军费支出，宋朝还允许军队从事一些赢利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回易（即商业贸易），开酒坊酒店、药局、出租房产，以及组织军民屯田等。这种经营活动在南宋尤为普遍。
大将刘光世所统行营左护军，全军人，竟有8000余人进行商业贸易。大批军人从事经商赚钱，严重地腐蚀了军队的机体，造成军队战斗力的极大削弱。
南宋时期，官吏违法经商牟利的现象严重，不仅有大量的文臣参与，而且许多武将也热衷此道。当时，武将经商之风很甚，许多将领多凭经商致富。他们既贩茶沽酒，又贩木卖炭，甚至派人经营海外贸易。史载，武将们往往“伐山为薪炭，聚木为牌筏，行商坐贾，开酒坊，解质库，名为赡军回易，而实役人以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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