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朝廷和官员又让人难以捉摸：他们对公司提出的任何谈判要求都不做回应，还不时封港禁海，用各种手段阻挠贸易，荷兰人不管是请求、贿赂还是威胁，都没有一点用处。至于海上的中国商人，要么不愿意进入大员港贸易，直接航向马尼拉；要么满口答应代购货物，却卷走公司预付的定金逃之夭夭。
（可怜的普特曼斯总督一直不知道的是，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的“盟友”郑芝龙在捣鬼，一边跟官府说荷兰人的坏话，一边动用武力禁止福建商人来大员港贸易，以此来确保自己能独霸闽海的贸易渠道。）
如此坚持到了1630年，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时候，福尔摩沙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对华贸易打不开，对日贸易虽然得到恢复，但却没大员港的什么油水：荷兰人当然可以对来台湾的少许日本商人收税，但日本方面也同样可以从九州岛长崎、平户的荷兰商人身上把在台湾缴的税金给抽回来。如此一进一出，还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更大，结果在公司的压力下，大员港只好继续对日本商人执行零关税政策。年复一年的巨额亏损，已经累加到了让巴达维亚总部无法忍受的程度。普特曼斯总督坚持兴建热兰遮城堡的浩大开销，更是让吝啬的公司董事几乎要跳脚：都亏成这样了，怎么还要继续投钱？不是应该果断割肉止损吗？
——虽然中国人觉得台湾大员港是一处荷兰殖民地，但在荷兰人眼里，这不过是一个武装商站而已，跟民国时代中国各大城市的租界属于一个性质：经营得好，利润丰厚，自然可以不断拓展；经营不好，连年亏本，那么就应该果断收摊走人——就像现代大财团在投资失败后，会关闭那些亏损的海外分公司一样。
至于种地垦荒，不仅收益速度慢，而且从福建大批引进流民也不容易——至少对于荷兰人这样的“外夷”是如此，更何况，即使搞到了人口，来到台湾的福建农民们也会很快被荷兰人的苛捐杂税搞得无法忍受，挖空心思地想要逃离荷兰人的治下，不是去了北方的北港，就是去了南方的高雄。甚至连原本附属于大员港的日本人村也逃空了大半，使得大员港的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公司和居民的满意度都在持续下降。
唯一让普特曼斯总督稍微高兴一点的消息，就是南边高雄港那个可恶的叛军头目张伟，被另一个强大武装集团——盘踞在海南岛和珠江口的“澳洲人”降服，从此接受收编，离开了这座岛屿。但接手高雄港的“澳洲人”实力更加强大，北港的何斌也投靠了他们，公司还是无法恢复对岛上中国移民的统治。
而且，由于高雄和北港一南一北把大员港夹在了中间，荷兰人在岛上已经找不到征服和开拓的空间了。
此外，让普特曼斯总督感到震惊的是，就连麾下船只众多、势力强大的郑芝龙首领，也被这伙“澳洲人”给突袭剿灭了——郑芝龙固然死不足惜，但大员港却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中国商品来源。
既无法征服岛上的土著，也不能打开对华贸易的窗口，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年复一年地倒贴巨款维持着大员港的要塞、官吏和军队，又还有什么用呢？纯粹充当对日本贸易的中继站？这也太浪费了！
但是，就在普特曼斯总督已经对大员港的前途命运彻底绝望，甚至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尽量体面地关闭大员港商站，被公司开除回家之后又该如何维持生活的时候，不可思议的奇迹却发生了。
——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成功地跟澳洲人签署了一份贸易协定。从澳洲人控制下的临高、香港等地获得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更妙的是还可以使用各种货物，而不是稀缺的白银来支付货款。
虽然不知道这些“澳洲人”是如何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做到了东印度公司多年来都没能实现的事情，但到手的丝绸、茶叶和瓷器可不是假的，所以巴达维亚方面对此次突破感到十分满意。
而对于困在大员港这个穷乡僻壤里苦熬的普特曼斯总督来说，就更是喜从天降了：
在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海南岛临高的“澳洲人”元老院签订了贸易协定之后，大员港立刻摆脱了过去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从被人遗忘的偏僻角落，变成了双方之间的重要贸易口岸。
此前，四处碰壁的普特曼斯总督，原本已经对打开对华贸易的局面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商人过于狡猾，一贯背信弃义，不用武力为贸易保驾护航的话，公司的业务就很难取得像样的突破。偏偏不幸的是，中国沿海的局面在这些年是如此的纷乱，而公司在东亚地区可供支配的武力又太过于微弱。
然而，在巴达维亚总公司和澳洲人签署贸易协定之后，大员港的局面几乎是立刻就为之一变，澳洲人的船只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员港，运来了无数荷兰人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国货物――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大量越来越畅销的“澳洲货”。而且自从高雄开埠之后，澳洲人的供货周期还在不断缩减――普特曼斯总督很快就发现，澳洲人在高雄建立了巨大的中转仓库，积存了大量商品用以对荷兰人和日本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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