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盟友的这种“疏忽”和大意，亲自到天津码头，察看装备的（前）驻屯军司令官奈良武次少将当时很是无奈，考虑到时间问题以及国际影响问题，他也不敢扣留装备进行清点。正好在他在天津港口做这事时，去奉天城“办事”的藤野木一中佐给司令部发去了求助电报，结果在司令部值班的参谋长清水大佐没有和他说呢就发出了“忍辱负重，保证三百帝国士兵生命的安全”的电报，造成奈良武次少将很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提前辞职，回国到预备役报到去了。
这一次的进攻中国，鉴于日本国内的实际（财政）情况，日本军方还是做了一番考虑的，在出兵方向、出兵数量和兵种配合上也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上次青岛战役中吃过大亏的海军不全面出动，海军只出动少数几艘驱逐舰进行侦察和威慑，不会像上次那样出动一支舰队作战。这是新任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和一干海军军官支持陆军出兵的条件，主要是海军在上次损失了人员和被炸沉一些军舰后，在补充损失方面已经花费了很多军费，没有办法再支撑让舰队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实力了。加藤友三郎正在考虑是否把在南洋的南遣支队调回来协助陆军这次的行动，南遣支队在南面这次可是赚了不少。
其次，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不参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起一个牵制『性』作用就好了。这个主要就是驻屯军的兵力太少，只有数千人，而在他们的周围附近，中国军队就有上万人防守，蚂蚁多了也能咬死大象。在营口损失了旅顺的一个中队之后，日本军方不希望再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到国内。军方决定只动用朝鲜驻屯军所辖的两个师团的部分兵力，来完成陆军大臣冈市之助占领奉天南部的目的（计划）。
换句话说，日本这次对中国的出兵，是以冈市之助“全面占领和控制整个辽南，虎视奉天，为帝国下一步占领全满洲做准备，并不是真的同中国开战。所以在军队调动上，军部只准备以朝鲜驻屯军两个师团就足够了；至于朝鲜师团走之后的治安空缺，冈市路相准备从国内再调派几个地方混成旅团去就好了。
十月四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就中日关系对外发表讲话，强调营口事件是中国军队对日本的阴谋，是中国国内对日本不满之人策动的一次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挑衅，是对旅居在满洲日本子民的威胁。对此，日本『政府』和军队绝不会罢休，将派遣军队从朝鲜入满洲，以帮助中国维持那里的治安，保护日本侨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同日，六千日军从本岛出发，乘船前往日本，接替朝鲜方面的治安，以备朝鲜驻屯军进攻中国东北（这个时候朝鲜的形势也不是很乐观，朝鲜人反抗日本统治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所以日本必须得在朝鲜留有一定的兵力进行威慑）。
日本人的声明和行动，使北京『政府』大为紧张。袁世凯立即要求外交部同日本方面进行停战的相关磋商，暗令陆征详可以考虑同意日本人方面提出的一些不合理条款，最终让日本方面停战调兵；同时他有命令王士珍给远征军司令官赵天一电报，责令他不得妄动，等候『政府』方面下一步的指示。
接到电报的赵天一非常恼火，在山东方面，他早已经让军队做好了应对准备，轰炸机群也已经弹油全满，只要日本海军敢进入渤海，就起飞轰炸。奉天方面，也已经让杨永泰指挥奉天陆军八个师（准确的说是四个师四个旅）在营口以东、南满铁路线两侧、锦县方面展开防御。但王士珍的这份电报让他进退两难，考虑再三之后，赵天一决定自己再回北京一趟，亲自面见袁世凯，给他打打气壮壮胆。于是，十月四日晚上，赵天一从济南坐火车赶赴北京（坐飞机当然快，但北京方面还没有赵天一的机场，袁世凯本身就没有什么飞机，坐飞机去会引起很多麻烦）。
就在他上火车之前，接到了一份总统秘书发给他的电报，是袁世凯亲自拟稿的电报。在电报中袁世凯写到：“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东北之权益……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最终考虑，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此季健行（赵天一）当以国事为重，不可呈一时之义气，长日人难我之借口......”。
看完电报的赵天一才知道袁世凯此时是怎么想的，不仅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危难而叹息，吩咐侍卫在下一站下车，赵天一不准备去北京了，他决定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事。这个世道，既然连流氓地痞都可以成为革命者，他为什么又不能做一次不听总统号令的地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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