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帝国即是和平。所以保卫欧洲和平，保卫各国不受侵犯的权利，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皇帝陛下微笑着点了点头，显然心情不错，“更何况，法兰西与土耳其，是传统的盟友，我们有义务保卫我们的朋友不被邪恶的敌人所侵犯。请你和你的苏丹放心吧，我们决心已下，不取得胜利的话就绝对不会收兵，一定要和俄罗斯人分出个高低为止！”
外国使者的毕恭毕敬的致谢，极大地满足了这位皇帝的虚荣心，所以他的语气也变得罕见地热烈起来，显然他很享受成为某国不得不奉承的救世主的感觉。
而这个时候，当然也没有人会不识趣地提到就在他伯父拿破仑皇帝在位的时候，两国曾经互为交战国的事实，毕竟往事如烟，在不需要的似乎还谁都可以明智地选择忘记。
“陛下，您的话……真的让我无比的感动，我们绝不会忘记您赐予我们的恩惠。”奥马尔-萨哈兹低下头来，近乎于谄媚地对皇帝陛下说，“我认为，您才是地球上最适合侍奉基督教上帝的人，代替这位崇高的神祗来守护祂的子民。”
他所说的当然意有所指。
耶稣的坟墓所在地耶路撒冷和耶稣的出身地伯利恒的教堂，自十字军时代以来一直拥有豁免权和特权，哪怕后来这些地方落入到了信奉别的宗教的土耳其帝国手中，它仍旧得到了保存。
1535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与奥斯曼帝国结为同盟共同反对哈布斯堡帝国，而作为对法国人的回报，苏丹确认了法国对圣地教堂的保护权，由此也让法国人成为了土耳其帝国境内基督教会的保护人。
而到了1757年，因为俄国人的压力，圣地保护权被还给了希腊人，虽然这在宗教意义上并无问题——因为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们主要信奉的是东正教，然而，法国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但是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当中，法国一直都陷入到了动荡当中，在革命与战争的循环里面无暇他顾，直到1850年，当时还是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派出了使者前往伊斯坦布尔，要求土耳其宫廷明确的承认法国对圣地教堂拥有保护权。
最初的时候土耳其依然十分犹豫，因为深怕得罪其他欧洲大国，可是在使者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苏丹最终屈服了，然后在1852年正式发布敕令将圣地保护权再还给法国。
而俄国人当然会对此愤愤不平，但是此时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十分被动，在焦急和恼怒之下，俄国对土耳其人重申他们两国曾经于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条约中规定东正教教会有高于天主教会的豁免和特权，于是两国再度陷入到了争端当中。
明明是自己国家的国内事务，但是土耳其却只能听任两个别的国家争论，自己毫无权利多说一句话，国家弱小的时候确实就是如此无奈，只能成为待宰羔羊。
而在无数外交公文往来当中，俄国和法国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来，直到俄国对土耳其发动进军之后，土耳其终于下定了决心，让法国来充当境内基督教会的保护人。
成为圣地的保护者，土耳其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人，这肯定会让法兰西皇帝陛下心潮澎湃，毕竟这是他伯父，那位伟大的天才也没有成就的地位。
“上帝一定会很高兴的，就是祂在指引着我，为了基督为了欧洲的事业而奋斗。”皇帝陛下大笑了起来，一点也没有惭愧的意思，“但是，我们仅仅依靠上帝的喜悦的话，未必能够应下战争，因为俄国人也一定会虔诚地对着祂祈祷，不是吗？”
这倒让特使有些为难了，显然，皇帝陛下的胃口没有被他给出的好处所填满，他还想要索要更多东西。
不过，这倒也在预料之中，毕竟上帝是虚的，实际的东西才重要，是时候听听法国人的出价了。
“苏丹已经吩咐过我了，只要能够有利于贵国击败俄国，解救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危难，我们愿意为此作出任何努力。”奥马尔-萨哈兹以坚定不移的语气回答。“想要保卫国家就需要付出牺牲，不管是鲜血还是财富，我们土耳其人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切。”
“你们有如此决心的话，那就太好了。人只有先努力自救，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只有自己付出牺牲，别人的牺牲才会有意义。”皇帝陛下颇为赞许地又点了点头，“那么，您是否认为，联军之间紧密的军事合作至关重要？”
“那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明知道对方肯定是暗藏着什么目的，但是奥马尔-萨哈兹只能表示赞同。
“很好。”皇帝陛下又小声赞许，然后朝旁边的一群人挥了挥手。
在他的示意下，一群穿着军服的人马上就围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个年老的将领，穿着一身耀眼的制服，手中拿着一根细细的权杖。虽然须发皆白，但是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好像已经准备好了去承担起最为重大的责任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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