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卯日，晋武帝立杨氏为皇后，还大赦天下。这位皇后是之前元皇后的堂妹，长得漂亮，又有妇德。武帝刚要聘杨氏的时候，她叔父杨珧上表说：“从古到今，一个家族出两个皇后，就没有能保全宗族的。恳请陛下把我这表藏到宗庙里，以后要是真像我说的那样，希望能靠这个免祸。”武帝答应了。
十二月，任命皇后的父亲镇军将军杨骏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尚书褚略、郭弈都上表说杨骏这人没什么大本事，不能担当国家重任，武帝不听。杨骏得意得不行，胡奋就对杨骏说：“你是靠着女儿更嚣张了啊！我看了这么多朝代，跟皇家结亲的，就没有不遭灭门的，只是早晚的事儿。”杨骏说：“你女儿不也在皇家吗？”胡奋说：“我女儿跟你女儿比，那就是个当丫鬟的命，能有啥影响！”
【内核解读】
咸宁元年（275年）至二年（276年）的这段历史，看似是魏晋交替后的一段平稳过渡期，实则暗藏着西晋统一与东吴覆灭的关键伏笔。透过史书中简练的记载，我们既能看到王朝更迭中权力博弈的残酷逻辑，也能窥见人性在政治漩涡中的挣扎与异化，更能发现决定历史走向的深层结构性矛盾。
权力游戏中的生存困境：君主猜忌与政治暴力
东吴的衰落轨迹在这两年中表现得尤为刺眼。吴主孙皓对重臣贺邵的残酷迫害，堪称专制皇权下政治暴力的典型缩影——因中风失语而去职的贺邵，只因君主的无端猜疑，便遭受"掠考千数"的酷刑，最终被"烧锯断其头"。这种近乎病态的猜忌心并非个例，对楼玄子孙的诛杀、对孙楷的逼仄，直至后来因湘东太守张咏拒缴算缗税而当场处斩、因会稽太守车浚请求赈灾而诬杀，一系列暴行暴露了孙皓统治的致命缺陷：用恐怖维系权力，终将被恐怖反噬。
相比之下，西晋朝堂的权力斗争则更具隐蔽性。晋武帝司马炎与齐王司马攸的储位暗争，交织着亲情伦理与政治算计。文帝临终托孤时特意提及"汉淮南王、魏陈思王事"，太后临终流涕的告诫，都暗示着曹魏宗室相残的历史阴影尚未散去。当晋武帝病重时，"朝野皆属意于攸"的舆论倾向，触发了权力保卫战——荀勖、冯紞以"安社稷"为名的离间之语，本质上是专制皇权下"防患于未然"的政治惯性。夏侯和一句"立人当立德"的进言，便换来职位变动，贾充兵权被夺却"位遇无替"，展现了司马炎在平衡各方势力时的精准与冷酷。
国运兴衰的镜像对照：战略远见与短视的博弈
羊祜在咸宁二年的伐吴上疏，堪称战略远见的典范。他敏锐地指出了三国末期的力量失衡："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更精准预判了东吴的致命弱点——孙皓的残暴导致"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水战优势在多路进攻下将荡然无存。这份奏疏的价值不仅在于军事谋略，更在于其揭示的历史规律：当强弱之势已定，拖延决战只会徒增民困。羊祜"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的感叹，道破了机遇窗口稍纵即逝的政治智慧。
而东吴的应对则充满了荒诞的自我欺骗。从"银尺刻文"改元天册，到临平湖开通附会"青盖入洛"的祥瑞，再到历阳山"石印发"的人为造假，孙皓政权陷入了"祥瑞迷信"的认知陷阱。奉禁都尉陈训私下坦言"青盖入洛者，将有衔璧之事"，揭示了清醒者的无奈——当统治者拒绝正视民生疾苦（如会稽旱灾）与政治危机（如施但之乱），转而求助于虚无缥缈的祥瑞时，其政权合法性的崩塌只是时间问题。这种用虚假符号掩盖现实矛盾的操作，恰与西晋羊祜的务实战略形成鲜明对比。
制度隐患与人性考验：西晋统一后的隐忧
咸宁二年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埋下了西晋日后动荡的伏笔。晋武帝立杨氏为后，其叔父杨珧"一门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的预警，不幸预言了后来杨骏专权引发的"八王之乱"序幕。而晋武帝执意提拔"小器"的杨骏，即便尚书褚略、郭弈明确反对仍"不从"，暴露了专制皇权在任人唯亲上的制度性缺陷。胡奋与杨骏的对话"历观前世，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恰似对整个西晋命运的谶语——外戚与宗室的权力膨胀，终将成为王朝的掘墓人。
这段历史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贾充的角色。作为司马炎的亲信、齐王攸的岳父，他在储位之争中选择沉默，却仍难逃兵权被夺的结局。这种"不粘锅"式的政治生存策略，虽能暂时保全自身，却加剧了统治集团的离心。而荀勖、冯紞等"倾谄"之辈的得势，则印证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定律——当猜忌成为权力常态，忠诚与才干便会让位于投机与顺从。
历史启示：制度与人的双重困境
咸宁年间的这两段记载，如同一面双面镜：一面照见东吴在暴政与迷信中加速坠落的必然，一面映出西晋在权力平衡中埋下的隐患。孙皓的残酷与司马炎的权谋，本质上都是专制皇权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前者用暴力制造恐惧，后者用制衡维系稳定，但都未能解决核心问题：如何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下实现长治久安。
羊祜的伐吴之策最终被搁置，看似因"秦、凉为忧"的现实考量，实则暴露了大一统前夕的决策困境：既得利益集团的惰性、对未知风险的恐惧、权力平衡的脆弱性，都可能让正确的战略错失时机。而东吴君臣对祥瑞的病态追逐，则警示着一个真理：当一个政权放弃正视问题而选择自我欺骗时，任何"吉兆"都不过是覆灭的倒计时。
这段历史留给现代的启示尤为深刻：权力需要制约而非猜忌，决策需要远见而非短视，治理需要务实而非迷信。西晋最终虽完成统一，却未能避免后来的动荡，恰因未能解决咸宁年间已显现的制度缺陷与人性弱点。历史的价值，正在于让我们从这些兴衰轨迹中，读懂权力、人性与文明的永恒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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