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当官，吕维忘记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可十分赞同。
道天内八百名聚生的舍民虽掌握一技之长，可不是简单的技工，普遍识字。他给其中五百人伪造户帖、学籍，都给挂上秀才功名，混在吏部召集的观政新官队伍里撒向北直隶各府县。
平均每个县六七人，再加上响应吏部政策的秀才、举人，各县观政新官普遍在十人以上。
这意味着什么？
此前每个县也就三五个有品级的流官，其他役、吏、差使，都由本地充任，世代父子袭替，根深蒂固。县官上任，各项政务由科房长吏负责施行，县官往往只起一个传达政令的作用，很少有人能在职位上干出一些事情。
科房长吏授予官身，等于将监察范围扩展到基层，大批袭替吏员被筛选下去。
这虽然刺激了地方吏员的活力，可也让政务瞬间暴增。
原来大多数政务如收税、转运之类的差使是被承包出去的，保甲制度荒废后，就私自委派粮长，专门划出片区，让这些粮长负责催收钱粮。
这些粮长说的好听是地方上有点名望的人，其出身、背景普遍不干净，做的事情……能用鱼肉乡里来形容。
有点像拿到县衙授权的村霸头目，收保护费一样收税。
各县的税务钱粮是固定不动的，每年上缴的钱粮变化很少很少，所以税务是分摊到全县各处的。粮长按照指标收齐片区内的钱粮，他就算合格了。至于找辖区内大户收，还是佃户收，又或者找贫民收，以及收多少，就是他的事了。
这也是田税很低，但百姓负担很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官吏的懒政、纵容，导致皇权不下乡，税收的大头进了催收粮长的口袋，小部分进了官吏的口袋。收上来的正税，又是起运一半，地方存留一半。
现在每个县入驻十来个观政新官，原有的科房长吏授予官身后被吏部筛选打掉近半，各县原有的人情网络被击毁，陷入动荡。
也因为科房长吏有了官身，是朝廷命官，原有的父子袭替、宗族把持科房大权的格局受到冲击，原有的吏员大族地位不稳，中低层吏员、役、使们自然想抓住机会往上爬。
基层内斗重新洗牌，原来的粮长们就失去了靠山。
算起来粮长们什么都不算，不是吏，不是役，也不是官府正式承认授予票书的使。
加上观政新官们到处走动，见不得光的粮长们就此下岗，失去了盘剥百姓的名目，不受官府器重，失去了保护伞，他们自身生存都成了问题。
没了粮长承包收税，那就得县衙出面征收……普遍懒政的恶果就此爆发，黄册一年抄一年，县衙对基层百姓的经济情况了解不深，甚至小半数百姓连户帖都没有，在法律层面上来说就是黑户。
在春耕之后，北直隶各县就不得不重新派发户帖。
官吏分组承包片区，一个村一个村的发放、重新制定户帖。
普通百姓是没有身份勘合的，反正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出县，连路引都不需要，自然不需要身份勘合。他们就持有户帖，户帖记载他们的家庭情况，有多少田亩，家中人口增减、牲畜数量，有无店铺产业。
通过户帖，普通百姓的经济、人口就能被官府准确掌握，从而准确收税、征发民役。
一百一十户编成一册，这就是黄册、鱼鳞册；之所以是一百一十户，是百姓分成十班，每十年轮一圈，轮到的百姓由甲长带领去县府服役。
明初为了贯彻户帖政策，朱元璋曾下令，没有户帖的百姓被逮到就充军处理，当地官员受惩处，有卫所军协助抓人，所以明初户帖制度实行到位，皇权得以下乡，每一户在册的百姓的财富、人口情况被户部直接掌控，征税几乎透明。
后来不断的懒政，保甲制度都名存实亡了，户帖、黄册、鱼鳞册之类的也就走个形式。
现在重新制定户帖，北直隶各县自然忙的鸡飞狗跳，这关系到夏税征收。
没了粮长的暴力催征，又有观政新官深入基层走动，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去制定户帖，捡起原来的收税体系进行征收。
京营新军磨刀霍霍就在边上盯着，徐光启又在军中推行大面积扫盲启蒙教育，真逼急了不需要吏部出面，新军分派到各县就能代替他们工作。
参军学习文化，本就是古典军队的福利。
不需要吕维推动，加上徐光启也想开宗立派当一派新学说老祖宗，军中很早就开始了扫盲工作。
明军也因为庞大的卫所武官家族保证了军官的识字率，起码一个队官，得认识军令，能书写部下的姓名。
军士想升官，除了训练刻苦立下战功外，识文学字就成了最迅速的办法。
不论明初还是现在，提拔学习态度积极的军士，本就是一种军中常态。
故而，新军扫盲工作进展顺利，退伍新军去种地实在是浪费，完全可以顶替地方役吏，暴力完成渗透、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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