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神宗是永乐那样的枭雄，他可以用屠杀让文官们闭嘴；是弘治那样的君子，他可以巧妙地将文官们的意见转向；是正德那样的嘻皮士，他可以根本不考虑文官们的意见；是嘉靖那样的自大狂，他可以提拔新人来支持自己，但他都做不到。
立谁为太子已经引起了如此重大的争论，可是万历皇帝却缺乏实现他的计划的决心。
他已经提升了幼子，却又承认长子继承权不可违背，优柔寡断的神宗采取了逃避问题，不敢面对矛盾，终于，他想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方法------皇帝罢工了
万历皇帝以为能将文官集团慢慢的拖垮后屈服自己的意见，但他实在是不了解这些文官，批评他的人远没有气馁，用皇帝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顾惩罚以博取当前的名声。
在皇帝‘罢工’初期，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书批评皇帝，说他有‘酒色财气’四个毛病。
说神宗“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神宗看了他的上书后大怒，还是申时行代为解免，才将他削职为民，时日一久，万历懒惰之名大着，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惰性来自先天遗传，也有历史学家则怀疑他已经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就采纳了认为他抽鸦片的学者的意见。
皇帝迟迟不立太子，导致皇宫内外和全国上下谣言四起，有些谣言还记录于史书，比如说恭妃王氏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邂逅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她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
另外一个故事则说是万历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臂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的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则无影无踪，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了常洛的祖母慈圣太后，她反对皇帝弃长立幼的企图，为此和他作了一次专门的谈话：
皇太后：“如果你真要这样做，你将何以向天下臣民交代？”
皇帝：“这容易，我只要说他是一个宫女的儿子就可以了。”
皇太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宫女的儿子！”
这时国内外形势危机四伏，杨应龙在西南叛变，脖拜在宁夏造反，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东北的建州女真，但是北京城里的文官们最关心的，还是当今圣上一旦官车宴驾，谁将继他登上万岁的宝座。
有一位名叫顾宪成的文官，他的同僚王家屏因为‘争国本’批评了皇帝，皇帝一气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阁臣缺员，照例由吏部会同其他官员“会推”几个人选供皇帝选择，而顾宪成等人把王家屏列为“会推”名单中的第一人选，这不是分明在和皇帝对着干吗？
不仅如此，顾宪成还得罪了首辅，有一回首辅王锡爵找他谈话说：“现在竟有这等怪事！内阁以为是的，外廷总要反对；内阁以为非的，外廷却都赞成！”顾宪成针锋相对回答道：“是啊！现在的事情实在奇怪：天下以为是的，内阁都要反对；天下以为非的，内阁却都赞成。”这样，他把皇帝和首辅全都得罪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皇帝降旨：将他“削籍为民”，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事。
回家后，顾宪成和朋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开了家书院讲学，还把一幅对联挂在门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如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将正直的士大夫吸引过去，而这些人自然支持书院创立者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万历皇帝对他长子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他偏袒他的第三子继位）是不合乎道德，不合乎礼仪的，他们反对万历皇帝立朱常洵为太子的热情，不逊于任何狂热的宗教信徒。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最终屈服了，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即日诏告天下，次年正月，并为太子册妃郭氏，但文官们看来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
但万历皇帝在文官集团面前已经充满了屈辱感和无力感，他对文官集团早就不再信任，现在更是满怀憎恨，皇帝的罢工持续了下去，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麦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到万历四十二年，国家的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皇帝即不批准吏部对官员的升迁，也不批准处罚官员，这等于将国家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全部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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